从上可见,西方社会法律的原则、观念和精神都来自于宗教和道德。

也有学者在费孝通将社会类型划分为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社会转型也就意味着法理社会对礼俗社会的取代"。因此，必须把我们的信念体系设想为一个相互支持、却没有任何明确基础的网络，这就是关于知识证实的融贯论。

伽达默尔在理解、解释、对话等诸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解释学哲学体系，从而超越了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哲学理念。佩兹尼克主要持这种观点。本文无意在此讨论更多，详细阐述参见蔡琳：《法律论证中的融贯论》，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2期。而法律论证的融贯则仅仅关注在一个论证过程中，如何将理由融贯联结并推导出裁判结果。季卫东在对德沃金理论的评价中表达了关于对话与融贯相结合的现代司法评判模式的肯定之辞："当然,德沃金教授提出的由法律议论和法律判断所构成的解释双重结构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缓和多元性与整合性之间的紧张关系。

如前所述关于蜘蛛网的隐喻，在融贯论背景下，对某一信念的证实求助于该信念所属的某一融贯一致的信念体系，信念借助于与这一信念体系中若干个其他信念的推论关系而得到支持。失业问题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隐患。在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非形式逻辑与形式逻辑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

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占据逻辑学的主要理论阵地，非形式逻辑几乎被遗忘! 相倚并重的两大学科本应共同繁荣，但近代自然科学的急速发展使人们渐渐淡忘社会科学的价值，自然科学思维几乎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 论证有时在逻辑上可能是成立的，却在内容上却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它并不像典型三段论那样大前提是无可辩驳的公理、结论具有不可推翻性，不完整三段论的前提是可论辩的、结论是可推翻的，但在形式上，它同典型三段论一样都采用"大前提涵摄小前提推出结论"的推理模式，就此而言，不完整三段论至少在形式上仍具证明的性质，只有当其前提受到质疑时，才凸显论证的本色。一、法律论证中的证明思维 证明是几何学、数理学等形式科学中常用的一个术语，其特点是：逻辑起点是公理性前提，推导过程使用的是形式逻辑方法--演绎推理，得出的结论具有强制性。

实践智能主要使用的是第二种辩证的推理方式。" 在自然科学领域涉及真实性、在社会科学领域涉及正当性，雍琦的论断和我们上文的认识是一致的。

" 证明式的科学思维不能满足实践论证的需要，它可以完成一项"真"的证明，却难以完成一项"善"的论证。基于此，人们对法律论证的认识一般是指在司法过程中说服他人接受判决的理论。但在疑难案件中，在内部证成之外，尚需外部证成的论证思维以解决内部证成中演绎证明大前提的正当性问题。"即使是在诸多人文学科等实在的科学中，定理主要是以适当方式所获得的感知为基础，但却不是唯一的基础，知识的各个分支无形中都采用了逻辑和数学的基本命题。

但是，三段论的有效性与其内容的真伪是不一样的，"三段论法的有效性与论证结构的健全性只处理前提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一个正当理由不是逻辑原则，而是一个实质性原则、是一个论证的非形式内容提供的东西。" 论证必须在实质方面令人接受，法律判决获得实效的最终力量来源是法律规范以外的实质性理由。台湾学者廖义铭更是强调了法律论证在司法过程中的说服特性，他认为"法律论证，乃法官用以将其对某一案件之判决证明为当，以及制作说理以使争讼两造信服的方法。

他们基本上是在同等意义上使用论证与证明两概念的，虽易给人造成论证就是逻辑证明的误解，但也透露出逻辑学家们对证明思维的青睐与重视，及其在日常思维中的必要性。在法学领域则表现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破除概念法学对形式逻辑过分迷信为己任的法律论证理论的兴起。

自然科学中的证明，从真前提出发，通过数学或几何学的形式逻辑方法，得出具有自证性的结论，具有强迫他人接受的性质。并非以非人性的真理，作形式上有效之推演即可获致。

此时，作为评价"法律规范"这一应然命题的论证理由必然是法律规范以外的东西，可能来自道德或社会方面的考虑，也可能是基于"那些在文化中也已牢固确立的价值规范，贯串于法律制度中的基本原则，显而易见的情势必要性以及占支配地位的公共政策方针。借自然科学昌盛而大行其道的形式逻辑的不足也日渐为人们所察觉，如美国学者克雷切所言，"对形式逻辑思维的过分倚重实际上是贬低了逻辑在人类普通用途如在批判性思考、解决问题和揭露谬误中的价值。因此法官从来都不是'仅仅依据法律'引出其裁判，而是始终以一种确定的先入之见，即由传统和情境确定的成见来形成其判断。刘治斌认为，"一个论证同时也是一个运用逻辑方法从理性上进行的证明"， 将逻辑学中论证的概念直接用于法律论证理论，视论证与证明为同样的逻辑方法，并将法律论证局限于形式逻辑领域："法律论证是运用法律理由的过程……而不能运用法律以外的任何理由。在法学领域，基于法律规范的三段论演绎证明的逻辑效力构成法律论证的必要条件，"逻辑在作为论证科学的法学中，理所当然地必要，但另一方面也使人明确，不应期待从逻辑演算运用中获得知识。17、18世纪，人们开始以人工语言代替日常语言、并运用类似于数学演算的方法处理推理问题，发展出纯形式化、符号化的数理逻辑，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将逻辑变成一种纯粹数理证明的艺术，后经弗雷格、罗素、怀特海的努力，数理逻辑体系得以建立。

陈波认为，论证是用某些理由去支持或反驳某个观点的过程或语言形式，通常由论题、论点、论据和论证方式构成。" 但他并非简单地将论证等同于证明，而认为论证是关于某个命题真实性或正当性的一种证明方式，是通过引用另一些真实性明显的命题，亦即不但自己确信、而且别人也不怀疑其真实性的命题来实现的。

"假设形式是有效的情况下，论证的本质必须是探究前提的真或伪。为了证立某一逻辑结论的可接受性，必须说明其前提的可接受性或真实性。

受自然科学主义观念的影响，逻辑三段论自近代以来就一直主宰着法学研究的思维，主张法律适用中通过精确推理可以找到确切的真，并一度成就概念法学在法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 在他这里，论证成为一种沟通的方式，并不是一种形式逻辑的运用。

在法学领域，形式逻辑的证明思维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四、结语 逻辑仅涉及论证的形式：逻辑所要做的只是将前提和结论联系起来其次，如前所述，保障迁徙自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但在当前的情况下，一旦完全放开户籍管理，允许自由迁徙，又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可以通过与农民的平等对话，规范土地征收行为，维护农民对土地的合法权益，保证所有对土地的补偿能够切实落实到农民手中，使农民的生活能够通过土地的置换得到切实的提高和保障，从而也就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迁徙自由。

有委员建议修订宪法，恢复迁徙自由，(6)但也有委员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将自由迁徙写入宪法目前还有难度。(8)参见傅蔚冈：《实现城市化，要让迁徙更自由》，《华夏时报》2013年1月9日。

关注如何减少不公正，而不是局限于寻找绝对的公正。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农民个人对其承包的土地和宅基地从法律上说，只有使用权、经营权而没有所有权，由此带来如下的问题。

自从1982年《宪法》在文本中取消了有关迁徙自由的条款后，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和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但事实上，这一规定也并没有得到认真的遵守。

具体来说，即通过引述《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对迁徙自由的规定，得出迁徙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的结论。一些专家指出的上海可承载的人口正在接近极限，并非危言耸听。着眼于公正比较的部分排序，其基础是各种中立的理智思考所共有的结论。而作为城市病典型体现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更是令人关注。

(10)显然，控制人口规模、限制外来人口的流入已经成为了一些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人口政策的基本目标，而这些又只能通过对户籍的限制来实现。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对。

农民如果不能享有对土地的所有权，那么自然也就不会安心在农村生活。阻止建立互动的公共理性，而冀望一劳永逸的市场化制度设计描绘出美好的图景是行不通的。

从实践而言，保障迁徙自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工享有与本地居民相同的权利和公共服务所需的公共投入。